阴阳是《易经》中最重要的概念。起初，阴阳的含义十分朴素，是指日光的向背。山南向日之处，被称为阳，山北背日之处，被称为阴。后来人们由此引申开去，认为昼夜的交替、气候的温暖、光线的阴暗、空间的大小、物体的动静，无不具有阴阳的属性。于是，《易经》的作者们由此出发，试图用阴阳这个概念，来解释天地万物的兴衰生灭和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。
然后，纵观中国先谷时代的思想史，我们会发现：对阴阳观的见解，在不断发生着变化。在史书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先古时代的阴阳观点。《国语》一书上记载：“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皆震。伯阳父曰：‘周将亡矣！夫天地之气，不失其序；若过其序，同乱之也。阳伏而不能出，阴迫而不能蒸，于是有地震。今三川实震，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。阳失而在阴，川源必塞；源塞，国必亡。夫水土演而民用也，水土无所演，民乏财用，不亡何待？’”
幽王是西周末代的昏君，历史上著名的“烽火戏诸侯”，就是他一手导演的。至于伯阳父是谁，历史上还无定论，但有学者猜想，伯阳父可能就是老子。幽王二年西周境内发生了大地震，波及泾、渭、洛三川等地。伯阳父就运用阴阳理论 ，来解释地震的发生。他当然不知道现代的地壳运动等理论，却认为地震的产生，是因为天地之气失序。他认为，阴阳之气都有其本来的秩序，如果阳气在下面，受到阴气的压迫，无法上升，就会产生地震。三川的情况就是这样。
这是首次明确地用阴阳观点来解释自然现象。伯阳父运用了《周易》中蕴藏的“观变于阴阳”的哲学观念，他不仅明确提出了“阴”与“阳”的概念，并且将阴阳和“天地之气”联系起来，使阴阳的概念和“气”密不可分。无独有偶的是，在《左传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。僖公十六年春，曾发生怪异现象，当时有五颗陨石堕落在宋国的国境，六只鸟倒退着飞行。宋襄公十分恐惧不解，就询问周朝的内史叔兴，问是吉是凶。叔兴回答说：“是阴阳之事，非吉凶所生也。吉凶由人。”叔兴也采纳阴阳交互作用的观点，来解释自然界的反常现象，这和伯阳父如出一撤。
或许是受到伯阳父的启迪，老聃（老子，道家学说的创始人）在《道德经》一书的第四十二章，提出了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的概念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只要万物能够秉守阴阳之气，充盈于体内，就不会失去其柔和之性。老子提出著名的“复归于婴儿”的概念，婴儿诞生之初，阴阳之气充盈于体内，至为柔和，无欲无求。后来，人懂得了知识，心中产生了欲念，体内的阴阳之气逐渐散失，于是失去了柔和之性，最终偏离大道，趋于衰亡。“心使气曰强。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。不道，早已”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想要“长生久视”，就应该努力对知识的寻求，消泯欲望，像婴儿那样无知无欲。这就是道家的阴阳观。而王弼等人义理学派的玄学家，深受老子哲学的影响，因此其《易经》哲学的形成，受到了这种阴阳观产生不少的影响。
后来到了战国末期的邹衍那里，阴阳观发生了一根本性的变化。邹衍是先秦阴阳家的代表人物。他将阴阳和五行联系起来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创立了“五行生胜”的观点。邹衍认为，世间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，五行之间的关系既彼此相生，又彼此相克。就相生而言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；就相克而言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，木克土。这种复杂的关系，使事物的运动变化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阶段性。比如，木为青色，“盛德在木”的时候，就形成了春天和东方的颜色；火为红色，“盛德在火”的时候，就形成了夏天和南方的颜色……
上面这些阴阳观，都对《易经》阴阳观的发展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《易经》有64卦，384爻。爻具有两种：阳爻和阴爻。在《易经》研究者看来，每一卦中6爻的排列顺序，都暗示着阳爻和阴爻的某种内在关系。每一卦从初爻到上爻，也都反映出事物的渐变过程。尽管爻辞缺乏规范，也没有出现“阴阳”二字，但对体现出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观点。比如乾之龙、震之雷，都通过各自的爻变，昭示了事物由隐而显的过程和规律。
在阴与阳的内在关系中，和谐与统一是其思想基础。阴与阳相互依存，缺一不可，如果阴没有了，也就无阳可言，反之亦然。从表面来看，乾卦是纯阳爻、坤卦是纯阴爻，两卦被称为“父母卦”，但两卦作为一个整体，却能化生万物，所以古人说“乾坤成列而《易》立乎其中矣”，又说“观变于阴阳而立卦”。因此，阴阳的协调是易卦卦象的基础。《易传》和汉代易学都揭示了阴、阳爻之间的紧密联系。在《易经》术语中，存在着“应”和“中”的术语。如果初爻与四爻、二爻与五爻、三爻与上爻、为一阴一阳，则称为“应”，一般说来，有应为吉，无应为凶。“中”即中位，即六爻中之二、五爻位，二为内卦之中位，五为外卦之中位。如果二爻是阴爻，五爻是阳爻，此时的卦象既中且正，一般来说，卦象都是吉卦。据统计，二、五爻吉辞最多，占47.06%，几乎是总数的一半，因此有“二多誉”、“五多功”一说。在这里，“应”与“中”最突出地反映出阴阳的和谐，很多卦象的爻辞和都体现了这一特征。就六十四卦而言，只要六爻阴阳和谐，都是吉卦，比如《泰》卦，初与四、二与五、三与上全部阴阳相应，天地交通为泰。《既济》卦不仅阴阳相应，而且二爻是阴爻、五爻是阳爻，既中又正，象征事情顺利。
在《易经》中，64卦的顺序不是杂乱无章的，而是体现出阴阳对应的原则，一般来说，互为综卦前后相邻。孔颖达曾经总结卦序的规律为“二二相耦，非覆即变”。就是说每一组卦的关系，非覆即变。这种内在联系还体现在卦名的含义上，如乾与坤、损与益、既济与未济，它们之间都是阴阳的协调，相反相成。而且，64卦本身也体现出阴阳的和谐：上经从乾坤两卦开始，以坎离两卦结尾。孔颖达又引《乾凿度》说：“乾、坤者，阴阳之本始，万物之祖宗，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。离为日，坎为月，日月之道，阴阳之经，所以始终万物，故以《坎》《离》为上篇之终也。”这给将万物的诞育和成长，都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：最终天地混沌，然后日月的光照和雨露的润泽下，逐渐产生了万物，并不断成长；下经34卦从咸恒两卦开始，以既济、未济卦告终，咸是交感，表征男女的婚配；恒是恒久，表征男女白头到老。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”，而既济与未济两卦则表示，尽管事物已相对完成，但并没有终止，而是无穷无尽，生生不息。这里，最初从自然，再延伸到人、家庭和社会，思维的和谐性、系统性得以清晰地展现。
而从《易传》的思想内容来看，它的性质和《易经》有所不同。如前所述，《易经》尽管包含着一些哲学因素，但它本质上是一部卜蓍之书，而《易传》则是一部系统而深刻的哲学著作，它吸收了儒、道两家的哲学思想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对《易经》原始的阴阳学说予以继承与发展。
《易传》的阴阳观，首先体现在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思想上，将“阴阳”概念与“道”联系在一起，这样，《易传》不仅将原始的、粗糙的阴阳学说发展为一种哲学，更将作为道家哲学核心范畴的“道”的概念改造和发展，赋予“阴阳”的独特内涵。所谓“一阴一阳”，就如同“一矛一盾”，有相反相成之意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哲学概念中的“矛盾”。
《易传》承认矛盾，不仅仅因为它宣城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更因为它宣称，矛盾是引起事物变化的原因，即“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”。事实上，在《易传》中，阴阳（矛盾）之道和变化之道可差不多是两个相等的概念，因为《易传》就是这样理解事物的变化本质的，即一阴一阳的相互作用。
因此，《易传》承认矛盾，是就意味着承认变化，它宣称六爻之位“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唯变所适”。所谓“唯变所适”，表明了《易传》对变化的态度：主张人应该顺着外界事物的变化，而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，做出改变，因此又说：“天地变化，圣人效之。”《易传》的作者们认为，能够顺应天地的变化，权宜行事，是一种圣人才具备的理想境界。
这种阴阳变化的思想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，并使我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生与处世哲学，比如中庸，因为阴阳之间既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，而且同时是和谐统一的，并且在一定时候，各自可以向对方转化，那么我们就必须懂得平衡和协调，不要走向任何一个极端。《中庸》里面说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鲜久矣。”这就是说，大道的全部玄奥，都在《中庸》里面了。大道宇宙演化，小到为人处世的道理，全部都被囊括进去了。这个中庸的道理，其实就是从《易经》的阴阳思想中衍生出来的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清朝的曾国藩是信奉“中庸之道”的典范。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后，权倾朝野，一时，趋炎附势之徒都前来巴结他，曾国藩却淡然处之，既不愠怒，也不恼火。然而，他手下的一个幕僚却对那些谄媚者非常反感，就想狠狠的教训他们一番。后来机会来了，在一次批阅公文时，他趁机将一位逢迎者大肆挖苦了一番。曾国藩之道后，对这个幕僚说：那些人本来就是靠溜须拍马生存的，你现在剥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，他们一定对你恨之入骨，必然要将你置于死地。幕僚听后，后怕得大汗淋漓！
除了这种中庸哲学之外，阴阳之道德进退互化，还使得古代那些睿智之士通达进退之道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也反复鼓吹“功成身退”和“福祸相倚”的道理。某个人此时可能位居宰衡之重，威风显赫，煞是得意，但兴衰成败之间并非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。某一天，此人可能会触犯天颜，或者失去恩宠，被革职查办，甚或被流放到蛮夷之地，满门抄斩，中国古代历史上，这种事情屡屡发生。
西汉文帝时，有一个宠臣名叫邓通，极受文帝的宠爱，动辄赏赐他奇珍异宝，不计其数。后来，文帝召集术士为邓通相面，术士仔细地观察过邓通后，说：此人以后将会因贫穷饥饿而死。文帝不以为然，大笑说：我能够让邓通富贵起来，他怎么可能会饿死呢？于是文帝将邓通家乡附近的铜山，全部赏赐给他，准许他铸钱。一时间，邓通富可敌国，他铸造的钱币流通于全国各处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文帝去世后，景帝继位，邓通失宠，被免去官职，闲居在家。后来他又受到别人的告发，因此家产全部充公，他只好寄居在别人家里，最终果然如术士所预言的，饥饿而死。
这个故事中的术士，就深懂《易经》的阴阳变动之理，在邓通还极受皇帝的宠爱时，他就看到了邓通的衰败，因为兴衰无常理，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动之中。
因为洞察到这种变化，所以中国古人非常清楚“盈极反亏”、“物极必反”的道理。这个道理，就和乾卦中上九的爻辞联系起来了。上九的爻辞是：“亢龙有悔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五爻的爻辞是“飞龙在天，利在大人”，也就是说，第五爻表明，人到了其事业和功名的鼎盛期，功成名就，一帆风顺。然而盛极必衰，接着就要走下坡路了，所以就是“亢龙有悔”。而这个兴衰成败，物极必反的道理，在《红楼梦》的第十三回，王熙凤梦中和秦可卿的谈话中，就很好的体现了出来：
秦氏道：“婶婶，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，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，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？常言‘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’；又道是‘登高必跌重’。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，已将百载，一日倘或乐极悲生，若应了那句‘树倒猢狲散’的俗话，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！”
凤姐听了此话，心胸大快，十分敬佩，忙问道：“这话虑得极是，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？”
秦氏冷笑道：“婶子好痴也。否极泰来，荣辱自古周而复始，岂人力能可保常的！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，亦可保永全了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