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《易经》的演变发展史中，孔子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据说《易传》就是由孔子和他的门人撰写的。而《易传》是对《易经》的哲学思想的表述，后人对《易经》的解读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《易传》的影响。而另一方面，孔子的“仁”学观点，尤其是中庸之道的思想，明显受到了《易经》阴阳思想的启发。
当孔子说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”这句话时，显然是在迟暮之年，有人推测此时他68岁。从这句话中，可见孔子对《易经》是相当重视的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也说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韦编三绝。曰：‘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易则彬彬矣。’”孔子读到“韦编三绝”的地步，可见他是何等痴迷了，也表明他对《易经》做过精深的研究。
如果史书所言确实，孔子真的晚年学《易》，那么留给我们的疑问就是：究竟是《易经》中的哪些思想或成分，吸引了孔子，使他韦编三绝，爱之不辍呢？众所周知，孔子早年周游列国，奔走在各国诸侯之间，宣扬他的政治、道德主张，却始终不被采纳，累累如丧家之犬。而另一方面，早期的《易经》作为占卜之书，虽然在民间容易见到，然而《易象》等书，在当时只有周朝太史等少数人才能读到，孔子恐怕是无缘见到此书的。后来也许是周朝衰微，周天子身边的文官为了生计，都跑到各国诸侯那里谋取生路。随着这些知识分子的流散，《易经》等书籍也散落到了各诸侯国。不知道出于什么机缘，孔子终于有机会读到了此书。可想而知，孔子见到这种官府秘藏书籍后，一定是欣喜若狂，如饥似渴地加以阅读。所以孔子读的《易》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《易象》，而不是六十四卦的《易经》（注：早期的《易经》，只有六十四卦的卦象和卦辞，但我们今天说的《易经》，通常都包括了《象辞》、《彖辞》，以后凡非特别注明，所说的《易经》都是指后世袭用的《易经》概念，即全本《易经》）。在读《易象》的过程中，他一定受到了里面许多独特观点的启发，因而对自己的道学体系也有所完善和修改。
《易经》本来是一本占卜的书，然而从孔子平时的言行来推测，他一定不赞成卜筮等事情的。因为《论语》中记载说，“孔子不语怪力乱神”。弟子问他鬼神的事情，孔子回答说：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可见，孔子对鬼神之事的态度，是敬而远之，也不赞成弟子们于此用功的。这种对鬼神的态度，反映出孔子人格的刚正，以及在求学上务实、严谨的态度，因为刚正的君子，必然不会沉迷于那些怪异诡谲的事情。《论语》中尽管没有明说孔子对占卜的态度，但是从孔子对鬼神的态度，可以推测出：他对占卜等事情，也应该是敬而远之的。奇怪的是，孔子为什么却会如此痴迷《易经》呢？而且，根据《孔子家语》记载：自从他读过《易经》后，他经常为自己起卦占卜。一次，他偶然占卜自己的命运，占得一卦为“火山旅”。“旅”卦的彖辞是“小亨，柔得中乎外，而顺乎刚，止而丽乎明”。本意是说：虽像太阳一般光明，却静止不动。孔子有所不解，于是就请教于商瞿。商瞿看到卦象后说“子有圣知而无位”。意思是说：您虽然具有圣人的智慧，却没有圣知的权威，也就是说，得不到诸侯和时人的认可。当时孔子就哭泣道：凤凰不向此地飞来，黄河中也没有龙图出现，这是天命啊！于是，他开始发奋，为《易经》创作《十翼》。孔子迷恋占卜的行为，遭到了学生们的质疑或反对。子贡就是其中之一，他说：老师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，只有没有德行的人，才会祈求神灵的佑助；只有缺乏智谋的人，才会求助于占卜，来寻求帮助。但现在了，老师却怎么痴迷起占卜的事情了呢？
其实，孔子的占卜并不是想要预测吉凶，而是他被阴阳两爻的变化给吸引住了，他想要探索卦象中的规律和奥秘。这正是《易经·系辞传》中所说的：“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。”
那么，孔子在《易经》里发现了什么呢？这得从孔子的抱负和生平来看，或者说，我们需要了解孔子想要在《易经》里发现什么。众所周知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，当时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而孔子一心向慕三代之制，尤其是周朝的礼制。他对西周的制度推崇备至，曾经说：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所以，他一心鼓吹克已复礼，念念不忘周朝的礼仪制度。然而，他周游列国，却受尽了挫折，那么在他晚年时，回首这一生的沧桑履历，他却沉浸于《易经》之中。纵观孔子的一生，无论是穷达贫富，他“克已复礼”的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过。或许，他在读到《易经》之后，对这些年的失败有所醒悟，并认识到自己的学说仍然有所欠缺和不足，并试图希望借助于易经的帮助，来完善其道德学说。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孔子解读《易经》，是有所企求得。他无意利用《易经》进行占卜，以祈求上天的赐福，或者预测吉凶之事，而是要在《易经》中读出他的道德人生学说所需要的东西。在帛书《易传》的要篇中，他将这种思想表达得十分明确：“易，吾后其祝卜矣，吾观其德义耳也。幽赞而达乎数，明数而达乎德，又仁守者而义行乎耳。赞而不达于数，则其为之巫；数而不达乎德，则其为之史。史巫之筮，乡之而未也。好之而非也，后世之士疑丘者，或以易乎？吾求其德而已，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。君子德行焉求福，故祭祀而寡也。仁义焉求吉，故卜筮而希也。祝巫卜筮其后乎？”这些话中，孔子说得很明确：他虽然和史巫等人都在研究《易经》，但各自的目的是不一样的，是同途而殊归。祝巫等人卜筮是为了祈福避祸，而他研究《易经》，仅仅为了“求其德而已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孔子还将《易经》的研究，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境界：赞、数、德。“赞”是最低境界，它仅仅按照《易经》教导的方法，来预测吉凶，仅仅停留在这个境界的人是“巫”。“数”是高一级的境界，在研究《周易》的过程中，研究者感受到了宇宙无穷无尽的变化，生生不息，看到了数的衍变，领悟到了宇宙的瞬息万变，变化万端。领悟到这个境界的是“史”。然而，史并非最高的境界，最高的境界是“德”，是从《易经》中领悟出来的天道大义，领悟到这个道理的人，他们很少祭祀，而仅仅完善自己的德行，因为完善德行是最好的求福之路，他们也很少去占卜，而仅仅是怀仁义之心，行仁义之事，如此自然会万事吉祥如意。
那么，孔子想要从《易经》文本中发掘出什么新意，阐述什么样的“德”呢？文王修德，追求的是“德”和“得”的统一，而“内得于己”，“外得于人”，亦即向内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，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向外能广得人心，让你天下人归服。这其实就是最早的内圣外王之道，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，因此深得孔子的赞美，说“郁郁乎文哉”。
然而，孔子的时代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，道德丧乱，人心惟危，文王之德易经难以为教了。于是，孔子做了一个极重大的改变，他将“文王之德”改造成了“亲子之仁”，试图通过强化和调整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，重新整顿道德秩序，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层推进，最终实现“克已复礼已为仁”的内圣外王之路。
孔子从血缘关系着手，必然你会对《易经》中的阴阳观感兴趣。原因很简单，早在伏羲氏起，阴阳就意味着男女、雌雄。而有了男女之后，才会有夫妇，然后才会有父子，然后才会有君臣，然后才会有礼节。因为孔子对阴阳的重视，所以在解读《损》、《益》两卦的时候，孔子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：
《易》有天道焉，而不可以日、月、星辰尽称也，故谓之以阴阳；有地道焉，不可以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尽称也，故律之以柔刚；有人道焉，不可以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先后尽称也，故要之以上下；有四时之变焉，不可以万物尽称也，故为之以八卦。故，《易》之为书也，一类不足以极之，变以备其诸者也，故谓之《易》。又，有君道焉，五官六府不足以尽称之，五正之事不足以尽之；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不读百遍，难以致之；不问以古法，不可顺于辞令，不可以求以至善……能者由一求之，所谓得一而群毕者，此之谓也。《损》、《益》之道，足以观得失矣。
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：日月星辰不足以表达天道，只有阴阳才能；水、木、金、火、土不足以表达地道，只有刚柔才能；接下来，他才谈到了人事。孔子撇开日月星辰和金木水火土，只谈阴阳和柔刚，其目的是一目了然的。在他看来，《易》的本质就是阴阳，这是纷繁万物之中最根本的东西。阴阳反映在人事上就是上下，因为阴阳本有上下、贵贱之分。
这样，原本作为卜筮之书的《易经》，经过孔子独到的解释之后，就具备了新的内涵。比如，恒卦九三的爻辞是：“不恒其得，或承之馐。”这句话的本意是说古代狩猎时代的遗风：打猎不能每次都捕获到禽兽，有时会接到别人馈赠的猎物。在古代，猎人会将猎物身上最好的肉送给没猎到猎物的人。孔子却对此予以曲解，说这句话是告诫人们，要有恒心和毅力。
遗憾的是，孔子接触到《易象》时，已近迟暮之年。因此，他来不及系统地阐释《易经》，证明它是一部修德之书。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”的叹息，让我们能够想象到孔子的遗憾和无奈。然而，后世却传闻说：孔子撰写的《易传》。然而，对于这一种说法，历史上始终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说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”众所周知，司马迁在写作《史记》时，态度是非常严谨认真的，甚至在写到与他同时代的汉武帝的事情时，也毫不避讳，没有丝毫替当权者掩饰罪恶的意思。然而在太史公的这句记载中，最关键的就是这个“序”字，引起了后人极大的争议。孔子究竟是给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等篇题写序文呢，还是他作了《十翼》呢？通常来说，“序”字可以表达两种含义，一是排列次序，二是序跋之义。如果是这样来理解的话，孔子最多也不过是对《周易》进行了重新整理编次，并为《彖》、《系》等作了序文，但无法说孔子撰写了《易传》。而且，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，将《易传》看成是《易经》的序文，都极为不合理。
但后来的班固等人则混淆了司马迁的“序”字的含义，直接将“序”字理解为了著述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：“至于殷周之际，纣在上位，逆天暴物，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，天人之占可得可效，于是重易六爻，作上下篇。孔氏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”这样，班固就武断地认为，《易传》是孔子所写了。后人也以讹传讹，以至于此说流行于世。
然而，这种说法却有明显的不妥之处。因为《易传》中记载了不少孔子之后的事情。因此，一种合理的解释是：后世的作者为了增加《易传》的权威性，有意托名于孔子。北宋的欧阳修就提出了质疑，他认为《易传》的内容颇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，而且写作风格也不像孔子的风格，但他仍然有所保留，认为《彖》、《象》是孔子写的。清代的崔述则对《易传》全盘否定，认为易传全部不是孔子所写。
除此之外，从时间来推测，认为孔子是《易传》的作者，也有不妥之处。孔子遇到《易经》后，既然已是暮年，他已经没有多少的精力来撰写《易传》了，而《易传》却是一部条理清晰、思想博大精微的著作。很可能，这本书是孔子的弟子在他死后所做的。